大漠航天城

站在新版巨幅中国地图前，如果没有到过西北戈壁，你不会发现，在“雄鸡”的后脊部，已经崛起了一座新的城池，这就是我国第一个导弹、卫星综合试验靶场——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发射中心后，欣然提笔为这里命名：“东风航天城”。

为了在巴丹吉林沙漠的不毛之地上建起这样一座现代化航天城，四十年来，一代代航天人用青春和生命在戈壁荒漠中谱写了一曲曲科技强军的动人乐章……

这里名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实离酒泉还有好几百公里的距离。发射中心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方圆几百公里都是茫茫的戈壁滩。

1958年，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为了使我军装备彻底摆脱“小米加步枪”的现状，中央决定建设我国第一个导弹、卫星综合试验靶场。同年3月，毛泽东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在靶场勘察报告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中央军委的号令下，各路大军浩浩荡荡开赴大西北，在戈壁荒原安营扎寨，开始了戈壁航天城的建设。

创业艰难。在这“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的茫茫戈壁滩上，要建起一座现代化的高科技武器试验靶场，其困难可想而知。没有住房，创业者们就搭起帐篷，挖地窝子；没有饮水，他们就喝咸水，接雨水。张淑娟是建设大军中最早踏入“死亡之海”的三位女性之一。老人回忆说，三个月的帐篷生活，是在与风沙抢夺帐篷和生活用具的斗争中度过的。有时一觉醒来，帐篷倒了，整个人浑身是沙，耳朵里、被窝里满是沙子。一天下午，张淑娟和她的两名女伴一起去吃饭，突然一阵风沙袭来，把她们三人吹进路旁的沟里。直到有人发觉三名“天使”没来吃饭，派出人员寻找，才把她们从沟里救上来。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为吃不饱肚子，不少人患上了夜盲症和浮肿病。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得知后，亲自与各省省长及各大军区司令员联系，要求全国全军支援靶场建设。邓小平总书记指示：国家困难再大，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和靶场建设都要搞下去，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搞。同时，上级也紧急调来一些维生素药片及黄豆等特供给科技干部。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给了创业者们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吃野菜，煮沙枣，用杂合面和代食品度过难关。在垦荒种粮的同时，创业者们喊响“以场为家，以苦为荣，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誓言，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建设会战。

经过两年零六个月的奋战，到1960年，创业者们用原始的工具建成了外国专家断言必须用15年才能完成的初具规模的靶场设施。一座已基本具备了地地、地空、空空导弹飞行试验条件的现代化航天城冒出大漠。同年9月，发射中心第一次用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一枚导弹。50多天后，又一举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国产导弹，从此，我军装备开始了走向现代化的重大转折。

四十年来，这里共发射卫星33颗，各类火箭1000余枚，卫星发射成功率达100％。东风航天城不仅书写了我国国防科技事业艰难起步的第一页，而且为中国航天技术日趋成熟，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7年6月，美国太平洋总部司令罗纳德·海斯上将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访问，在这里，他与他的主人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海斯：将军阁下，您在这里服役多长时间了？

李元正（发射中心原主任）：25年了。

海斯：啊！真是不可思议。在美国，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工作，半年就要轮换一次。

美国人哪里知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有许多人工作在大漠里已经三四十年，直到退休、病逝，永远地长眠在这里。父子、母女两代都在这里工作的也不在少数。“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三献”精神，正是对东风航天人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

这是一个典型的军人世家，也是一个三代献身科技强军事业的光荣之家。发射中心副主任牛红光和他的爱人李洁高级工程师都出身于军人家庭，他们的父辈都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也许是父辈们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都亲历了装备落后的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艰难，解放后，他们不仅自己到了不同的军事科研部门工作，还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继续自己强军强国的追求。

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李峰，参与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创建工作，也曾负责过东北兵器试验中心的筹建工作。他的爱人吴焕英为了航天城的发展，这位1951年入伍的老兵，毅然脱掉军装，挑起了组建靶场幼儿园的重担。他们的女儿李洁16岁就穿上军装，成为航天城的一名女兵。如今，这位女大校已是发射中心有名的计算机软件工作化管理专家，主持着发射中心某大型工作计算机软件的工作化管理工作。

杜之明，这个享受着政府特殊津贴的高级工程师，是有名的制导精度分析专家。1965年，他从中山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就来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从理科到工科，从数据处理到精度分析，他一直在不断地学习和钻研。家人说，他一辈子很少在凌晨一点前睡过觉。那年，在执行某型号导弹发射任务试验时，由于导弹分离不好，弹头未落在预定区域。发烧40度的他，仍然坚持三天三夜搞精度分析，直到结果出来。50岁那年夏天，为了另一型号导弹的定型精度分析，他胃出血达1300毫升，住院时昏倒在厕所里，在腮部留下了6厘米长的伤疤。

今年已经60岁的杜之明，很重视培养年轻科技干部。他带的课题组中，所有人员都是提前晋升中级职称的，有3人提前晋升高级职称。说到今后，杜之明兴奋地告诉记者：国防科大已同意由他担任导师，在发射中心成立硕士生培训点。只是，在与我们临别时，他老泪纵横地愧疚自己没有对孩子尽到责任，只考了个中专……

像这样的例子，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不在少数。一代代航天人，从父辈手中接过接力棒，开始了新的竞赛，新的拼搏。

为了大漠深处那一次次令人振奋的腾飞，为了科技强军事业的不懈追求，那个距东风航天城不远的特殊军团中的每一名成员，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实现了他们“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铮铮誓言。

这里就是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聂荣臻，这位共和国开国元勋、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奠基人，此刻正静卧在他生前亲笔题写碑名的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下，身旁几株松柏郁郁葱葱。宽大的墓碑上镌刻着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的13个镏金大字：“聂荣臻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1956年，当共和国领袖刚刚作出发展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决策的时候，聂帅便领纲主抓。此后，他的后半生与这一神圣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每一次重大试验任务，他都关注始终。他亲自在发射场上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枚国产导弹和世界上唯一一次本土导弹核武器的发射试验，提出了我国科研试验至今仍在遵循的基本准则《科技十四条》，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92年，聂帅在遗嘱中要求把他安葬在这荒漠深处，他要注视着这个倾注了他无数心血的戈壁航天城一步步前进。

航天城人不曾让聂帅失望过。陪伴在他身旁的几位火箭司令和身后的587位英灵可以作证。

胡文全，航天城的第一位高工。1986年，在他积劳成疾逝世后，同事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只有300多万字的课题研究资料和计算数据，没有遗嘱，没有存款，有的只是档案上的一串数字：4项科技成果奖，15次嘉奖，5次立功。

李再林是渴死的。1967年，他在执行导弹残骸搜索任务时，永远地倒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他的身后，有一条几百米长的爬行轨迹，他的头向着导弹的落点。那年，他21岁。21岁的导弹兵只见过导弹残骸，至于它壮阔的起飞腾空他只听说过。

与他们的士兵相比，几位火箭司令的人生都有几分传奇色彩。

孙继先中将，红军强渡大渡河率领17勇士的营长，是共和国第一个导弹靶场的第一任司令员，东风航天城的创业领头雁。

李福泽少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的指挥者之一，是个常常穿着一双布鞋，在最危险的时刻和最危险的岗位上撵都撵不走的靶场第二任司令员。

还有副司令员石荣屺、徐明……

笑言生死寻常事，只为酬我强军志。金秋时节，记者随同靶场第三任司令员张贻祥少将来到烈士陵园，这位“绿化司令”，放眼郁郁葱葱的航天城，兴奋地告诉记者，新一代东风航天人，不但年年清明来陵园祭奠安慰长眠于此的大漠英魂，而且已经把他们曾经挑过的那副重担接了过来，以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的“三高”姿态来完成更为艰巨的科研试验任务。

英魂在大漠中永存！